纵观中国古代的藏书发展史，南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时期。一方面，随着北宋中期问世的雕版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南宋的刻印本图书已成为官方与私人藏书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寺观藏书与书院藏书在南宋时期逐渐发展成新的藏书系统。
继方建新《南宋藏书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之后，他与朱延合著的《南宋的藏书与藏书家》为南宋时期的藏书史研究增添了又一项重要成果。前著系统梳理了南宋藏书的四大系统（即官方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与书院藏书）的发展，并阐述了南宋时期的藏书家与藏书家族；而《南宋的藏书与藏书家》则呈现出两条叙事脉络：首先是南宋四大藏书系统的发展，其次是南宋时期众多藏书家传承知识、守护文脉的重要贡献。
《南宋的藏书与藏书家》，方建新 朱 延 著，研究出版社2024年出版
说起南宋的藏书家，在总体人数上超过北宋，其身份更为多元化，上至宗室、官僚士大夫，下至士子与庶民。不过，南宋藏书家的主体依然是官僚士大夫。其中，“延续二世以上藏书家庭大部分都是仕宦之家，有的还是世宦大家”。
南宋的藏书家是如何扩充私家藏书的？当时，最为常见的方式是抄录。其中，最能还原原貌的抄写方式被称为“影抄”，就是将白纸覆盖在原书之上，如同描红一般临摹。“几乎所有的藏书家都抄录过书，其中不少人借抄的书数以千计，甚至万计。”部分藏书家直接购买图书，还有人不惜变卖家产甚至借贷购书。
除了抄录与购书，经济条件更好的藏书家还通过刻印扩充私家藏书。比如，井度（曾任四川转运副使）为了防止南北朝的史料散佚，在四川多方搜求善本并主持刻印《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的藏书无偿赠送给晁公武（曾为井度的下属），助其完成《郡斋读书志》的编纂工作，而《郡斋读书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关于井度赠书的这段佳话，书中只是一笔带过，令人读后意犹未尽。事实上，井度之所以将藏书托付给晁公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晁氏家族乃两宋最负盛名的藏书世家，自北宋晁迥至南宋晁公武，藏书传统延续七代，实属罕见。宋仁宗曾御赐“好学长者”匾额，以彰其学风之盛。
在扩充私家藏书方面，南宋最具代表性的藏书家应属陆游。一方面，他不仅以刻印图书而闻名于世，还不计代价购置图书。他在四川做官时，“只满载蜀地之书而归”。另一方面，他的部分藏书是通过抄录而来。晚年的陆游归隐故乡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即便无法亲自抄书，仍命其子陆子隼代为抄录。
终其一生，陆游都热衷于藏书。不过，刻印、购置图书会耗费大量钱财，抄录图书又费时费力，而安置和管理私家藏书亦非易事。陆游写过一篇《书巢记》，自述其居室名为“书巢”。他曾带友人参观“书巢”，由于屋里藏书太多，客人起初不能进来，进来了又不能出去，于是笑着说：“这回我信了，它确实像巢一样啊。”陆游的藏书去向，现已不可考。实际上，南宋的许多藏书家和世家因后继无人或家道中落，私家藏书大多流散。
南宋藏书家对于私家藏书系统的重要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首先，私家藏书的整理编目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其中，尤袤编著的《遂初堂书目》专门著录图书版本，“开创了后世版本目录学的先河”；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图书51180卷，超过了南宋官修目录《中兴馆阁书目》所著录的44486卷。得益于《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后人才知晓南宋的诸多亡佚古籍。其次，保护、传承了大量宋代及宋代之前的书画作品与金石碑刻。书中特别提到，南宋藏书家（例如李清照、叶梦得、王厚之）对金石碑刻的考据与研究。最后，校勘私家藏书，保护文化遗产。其中，朱熹历经数十年，研读、校勘《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古本，《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研习儒家经典的权威读本。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宋高宗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市）恢复秘书省。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之后，宋高宗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重建秘书省，专门负责收藏、整理、编撰、校勘、刻印图书。为了尽快恢复官方藏书，南宋朝廷不仅号召臣民进献图书，还命令中央、地方各级官吏访求、征集、收购私人藏书。据《南宋的藏书与藏书家》保守估算，“南宋期间中央政府主动征集的图书有40000余卷”。其中包括贺廪（词人贺铸之子）的私家藏书5000卷，以及陆宰（陆游之父）的私家藏书13000余卷。此外，还包括韩琦、洪楫与赵明诚的私家藏书。时至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以秘书省为主体的南宋官方藏书已经在数量上超越了北宋官方藏书的历史最高纪录。遗憾的是，南宋灭亡时，秘书省的藏书多毁于战乱，其余散佚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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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书中所说，作为南宋官方藏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皇室藏书主要存放在皇宫内的两类殿阁。第一类殿阁是南宋皇帝读书学习与特设御前讲席之所，比如宋高宗的“损斋”、宋理宗的“缉熙殿”，以及宋度宗的“熙明殿”；第二类殿阁用于存放已故皇帝御书御制、书画墨迹，例如敷文阁（宋徽宗）、焕章阁（宋高宗）、华文阁（宋孝宗）、宝谟阁（宋光宗）、宝章阁（宋宁宗）与显文阁（宋理宗）。
与南宋的官方藏书与私人藏书相比，寺观藏书的保存更为完整。佛寺藏书的主体是刻印或手抄版的《大藏经》，道观藏书则以《道藏》为主体。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寺观藏书的发展、存续得益于许多藏书家，而书中对此着墨不多。许多藏书家抄录《大藏经》，而无数僧人不仅致力于刻印《大藏经》，还收集整理了大量典籍、碑志与寺志。在道观藏书方面，除了南宋道教文化的代表人物白玉蟾亲自参与整理、抄录《道藏》，许多藏书家的抄录本作为《道藏》的主要载体之一，也为后世提供了可靠的文本。
南宋的书院多在宋宁宗时期及其之后兴起，许多书院是由藏书家创建，比如石林书院（叶梦得）、南园书院（蒋友松）、花厓书院（应伯震）与鹤山书院（魏了翁）等。为了增加自身的藏书并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不少书院致力于刻印图书，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图书刻印系列，即“书院本”，但极少流传至今。据说，当时流行的“书院本”多以南宋理学为核心，包括《大学章句集注》《中庸首章》《大学或问》《白鹿洞讲堂策问》等。
除了“书院本”，南宋书院还得益于藏书家捐赠的私人藏书、地方官府与士绅官员赠送的图书，以及书院通过抄录与购买获得的图书。其中，鹤山书院（位于今浙江省台州市）的藏书多达十万卷，毫不逊色于北宋的四大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与岳麓书院）。朱熹于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强调，书院藏书应以“四书五经”为核心，这一规范被南宋的众多书院效法。可惜的是，南宋末年，大多数书院及藏书因战乱而毁坏。
在研究南宋时期藏书史的著作中，《南宋的藏书与藏书家》是近年来出版且颇具可读性的一部。该书内容丰富、结构清晰，再现了当时四大藏书系统与藏书家群体的图景，以及藏书家保护典籍、延续文脉的文化自觉与实践。同时，尚有若干议题未能充分展开，例如南宋藏书家与寺观之间的互动关系值得重视。此外，关于南宋“书院本”的特色、传播与保存等问题，书中虽有涉及，但仍显简略。